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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亿之外电影市场新增量何处寻? 专访高群耀
发布日期:2019-09-22 03:38   来源:未知   阅读:

  2018年五月的凌晨六点,北京城还未被清晨的光完全唤醒,在刚刚把创业成果“移动电影院”推向市场面对大众后,作为CEO的高群耀晨跑已经开始——这是他四十年都不曾改变的习惯。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IT产业在国内刚刚兴起之时,作为Autodesk(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总裁兼总经理的高群耀,奔跑在IT互联网产业的赛道上;

  2006年至2017年的十多年间,在传统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产业融合趋势出现以及国内民企“出海”热潮涌现之时,高群耀分别担任新闻集团的全球资深副总裁和万达文化产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他选择的是传媒这条新兴的跑道;

  到了国内电影产业进入600亿市场、票房增速开始放缓、新的增量人群尚未被挖掘的当下,已经年过六十的高群耀再一次调整了他的方向,第一次创业打造了移动电影院,把脚步落在了电影产业赛道——

  “很残忍,要一直奔跑才不会被留在原地。” 在北京东三环某园区的办公楼里, 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 再一次见到高群耀时他如是感慨道。和往常一样,高群耀呈现出一种高度的注意力集中甚至热情洋溢的状态,并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用这种状态为移动电影院四处忙碌。

  成为创业者、站在第一排,高群耀带着他的移动电影院仍然步履不停地奔跑,努力寻找着中国电影市场增量的破局之路。

  进入电影行业之前很长的时间里,高群耀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IT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中国大陆的软件市场是一片诱人的、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巨头们纷纷瞄准了这一片广阔的蓝海。1995年,生产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美国电脑软件公司欧特克开始寻求中国区总经理以便开展在华业务,当时已经在加州大学博士毕业、任职于CSAR公司的高群耀成了欧特克的选择。

  之所以接过橄榄枝,是因为当时的高群耀意识到信息产业变革风起和国内市场的巨大发展前景,因此他选择脱离了原本研究的学科领域、进入IT行业,成了一名经营管理者。在欧特克任职中国区总经理的五年,将“软件”这个此前在国内难以进行的生意推进开来、提高中国市场在亚太区的话语权,这是高群耀当时的职责与使命。

  “从天气大环境来讲,那个时候是巨大的变革期,微软和英特尔等大公司的出现使得原来的产业从以IBM为典型的集中式主机突然变成了以个人电脑为主。”高群耀在软件行业的任职期间,感知到了IT、信息革命对时代和个人的强烈冲击。其中最无法忽视的冲击者便是微软。“2000年微软的现金储备是数百亿美元,超过俄罗斯国库的现金储备,真正的富可敌国。”最近出版的《创变——高群耀与时代巨人共舞的40年》(以下简称《创变》)一书中写道。

  而那一年,微软中国却无法共享这种荣耀,“微软开启了一种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资产、以知识产权为标识的产品卖给普通老百姓的商业模式,当时在国内是难以理解的,”高群耀说道,“知识要钱?这不是‘神经病’吗?”

  尽管前景未知,但IT产业变革风起之时,高群耀还是选择加入微软,成为微软中国公司的第一任总裁兼总经理。“要做一个布道者,把知识产权卖钱这件事在国内从无到有地做下去。”这是高群耀当时的愿景。无人开垦过的土壤也许总是充满未知和恐惧,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时常能叫愿意挑战它的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人类的部分能力、权利都将被技术取代,导致一部分人最终沦为无用阶级,”高群耀用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一书中的观点来解释在变化和未知中前进的理由,“不被抛弃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创造、变化。 ”

  每一次时代变化的风口浪尖都能主动寻求自身转变的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高群耀从“IT人”转变到“传媒人”甚至成为“电影人”的关键影响因素,即使作为IT人高群耀已经在实际行动中获得了业内的认可:

  为微软第一次拿下了从联想获得的1亿美金的合同,配合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全面使用正版操作系统,对国内当时盗版猖獗的环境下开辟了一条采购正版、尊重知识产权的新路;同时曾有媒体报道,在高群耀任职期间,微软中国许可证销售业务增长80%,销售额是其就任前的2.5倍,微软在华销售额增长了300%——高群耀在微软中国留下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但当时的问题在于,接手时的诉讼风波未平、高管离职潮员工军心动荡让高群耀一开始就没有喘息的余地;而在版权意识连雏形都没有的当时微软的业务推进更显得步履维艰;更致命的是,大中华区和中国区的关系复杂,由此带来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高群耀提出的系列措施需要漫长无望的等待——这是他无力左右的事。

  2002年3月,高群耀把辞职邮件发给了比尔·盖茨和斯蒂夫·鲍尔默。在信息革命的风起之时,高群耀曾与那个时代一同变化、起舞,见识了世界顶级公司的辉煌,也第一时间地感知着互联网对影视娱乐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成为传媒人,似乎是当时IT人的高群耀顺势而为的变化。

  二十一世纪初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媒体行业开始受到数字媒体技术的冲击,一些专家学者甚至把“报纸消亡论”成为讨论的重点,拥有全球最大传媒集团的默多克在新时代新技术面前不能选择坐以待毙。

  “新闻集团要做的事,是在产业融合的趋势带来传媒资源和财富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产,以保证新闻集团能在数字多媒体时代和互联网浪潮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高群耀在《创变》一书中如是说道。而当时在默多克为打开中国市场寻求助手的时候,有跨国公司管理经验的IT人高群耀成了最佳人选。

  “默多克跟我说,目前有4个万亿美元的产业,IT、电信、互联网和传媒正融合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解,未来会有新的产业形态出现。”2006年默多克与高群耀的交谈让他意识到,互联网新一轮变革已经开始,由此带来的产业融合的风尚将导致传媒业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机遇。

  “当时的默多克需要有IT人,同时,他也对中国市场有很强烈的期许,”高群耀对毒眸说道,“传媒是一个跟体制非常相关的无形资产的行业,中国全球抓捕外逃贪官 美国是头号避难天堂,传媒是IP、电影也是IP、内容也是IP。所以要推进在国内的生意,既要对中国的体制、政局有足够的了解,又要打响品牌、做好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

  而这些正与此前高群耀在欧特克和微软任职期间做的事殊途同归,因此在数字媒体时代到来的21世纪初期,高群耀正式从IT转行到传媒业,于2006年11月成为新闻集团副总裁,接过了这家传媒巨头在中国的业务,这也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拐点。

  在新闻集团任职期间,高群耀工作重点包括运营星空传媒、维护与政府的关系、把在当时的美国炙手可热的社交平台MySpace带进中国等多项业务,但作为一个外资电视台的星空传媒,在国内要“活下去”是异常困难的事。而在2010年星空传媒卖给了CMC之后,新闻集团在华业务也从一个有实际业务的运营公司转向战略投资公司,博纳、珍爱网、迅雷等都成为新闻集团的选择——

  高群耀任职的近十年中,尽己所能地为新闻集团在中国业务的稳定发展贡献了力量,但由于国内的非市场化体制很难允许一个全资的外媒存活,默多克的传媒王国只能以“悲情”的结局收尾。

  意识到海外公司在国内很容易“水土不服”,与以往在海外公司负责中国业务不同,高群耀在2014年离开新闻集团后于2015年选择了国内的民企万达,转向在国内企业负责海外业务,正是由于这一次转向,高群耀与电影的关联开始密切起来。

  当时正值民营企业崛起、向海外拓展之际,万达是彼时跑在前面的民企之一。早在2012年,万达集团和美国AMC影院公司在北京签署并购协议,以26亿美元的总交易金额购买后者100%股权并且承担债务,万达在海外市场的野心充分显露。

  在万达需要一个能熟练地与IP打交道、有跨国公司管理经验和能力的人来打理海外业务时,履历满足万达需要的高群耀成了王健林的新选择。2015年高群耀任职万达文化产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兼国际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开始全面负责万达的海外业务。

  彼时从地产向文化产业转型的万达迫切需要IP作为重要的支撑,“拥有IP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收购。”高群耀说道。在国内影企海外并购潮风头正盛的当时,万达的海外收购行动也大刀阔斧地展开,由高群耀带领团队操盘完成了从铁人、好莱坞传奇娱乐影业公司到AMC院线对欧典、北欧院线集团卡麦克连锁影院的收购。

  但国内民企这股火热的海外并购潮并没有烧过2017年。受大环境政策的影响和万达自身的战略挑战,高群耀在海外的事业推进开始变得缓慢,直到10月万达解散了国际事业部,将国际化战略转回到国内化战略,高群耀在万达海外事业部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停止。

  然而两年多的时间里与文化产业、电影事业打交道的浸染,让高群耀对院线体制和电影市场有了新的思考,这成为他向“电影从业者”新身份转变的重要伏笔。

  “万达之后我一直很焦虑,焦虑目前国内电影院的模式,”高群耀说道,“在管理世界最大院线AMC的时候对电影院行当和电影产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意识到美国的电影票房已经在备受互联网的冲击,没有增长其实就是退步。”

  而放到国内,在近年来观影人次增长缓慢、上座率持续下滑的情况下,传统影院的生意正在经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国内电影市场存在着大批拍摄完成后无法放映的影片,“每年有超一千个影片拿到龙标,但是只有几百个电影能被观众看到,其他的片子怎么办?”“600亿之外,电影市场就没有更大的可想象空间了吗?”

  高群耀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探索路径是:电影+互联网,让互联网赋能电影。 于是在2018年5月9日,“移动电影院”APP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定军山分会场正式亮相,高群耀作为CEO站在了它的背后——创业,成了高群耀新一阶段的职业选择,移动电影院成为高群耀的第一个“亲生孩子”。

  移动电影院的模式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尝试,线上观看院线电影、票房分账模式与院线相同,甚至在当时“院线电影同步看”的环节之下,只需要花25元买票即可在APP内观看包括《脱单告急》和《第三度嫌疑人》等五部还在公映期内的影片——这让行业产生了恐慌和反对声,移动电影院被冠上了“要抢食院线蛋糕”的帽子。

  “我是院线模式的坚决拥护者,移动电影院要做的事不是打破、挑战院线制,而是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能于电影院,为电影市场做增量而不是抢蛋糕。”高群耀对毒眸说道。

  成为实体院线的有益补充,通过移动电影院帮助更多影片有机会被观众看到,从而想要激发电影制作方和内容创作者的积极性,长期来看以便于培养更多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观影习惯、实现观影人次的增长和票房的增量——这也是高群耀自去年争议四起后,在所有公开场合都强调过的话。

  但在很多敏感的从业者看来,新生事物的出现让原本自身难保的他们不得不警惕,很多人仍然有选择性地刻意屏蔽了高群耀的解释。而从目前移动电影院的表现来看,其国内业务所提供的影片以在院线市场很难获得票房的少数民族、农村、现实主义题材为主,院线卖座的传统商业大片并没有在移动电影院放映,行业担心的“抢蛋糕”尚未发生。

  同时,从去年发布至今一年多的时间,移动电影院的放映影片数达到了200余部,观影人次也超过了两百万,由于其票房收益计入国家票房收益系统,所以在传统电影院之外,移动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国内电影市场的大盘收益。而在9月10号晚8点,万人参与其新推出的“大咖特约场”,由演员郑佩佩现场解说问答、与观众和影迷互动交流,这也是移动电影院在社交属性上的一次新尝试。

  但高群耀的焦虑一直存在。一方面,短时间内移动电影院整体的影片类型仍然以少数民族、现实主义和主旋律题材为主,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吸引更多观众群体的目光和票房;另一方面,从认知度来看,“移动电影院”的招牌还不够响亮,传播得还不够远。

  “实际上今天我所忧虑的,或者眼前正在看的部分,就是移动电影院怎么能让大家都知晓、接受。 ”高群耀皱着眉头说道,“这个工作量太大,太艰巨了。 ”相比过去四十年的事业生涯里,IT人、传媒人的身份,电影行业的创业者一角丝毫不让高群耀轻松。

  上海电影节期间,移动电影院携手全国国有大型电影集团,成立“全国移动电影合作联盟”

  尤其是目前整个电影行业陷入发展平缓期,从上游影企到下游院线,行业和从业者的生存状况都并不乐观,在这种“天气环境”之下,高群耀面临的未知和考验也将比以往更加强烈。

  但从以往的职业经验来看,高群耀一直处于行业变化、个人“应变”的状态中,因此涉足电影行业、创办移动电影院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对他来说并不至于手足无措,甚至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乐观。“我不会给移动电影院设立一个期限,只要一直踏实做好产品,我们的愿景总会实现的。”高群耀对 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 说道。

  从微软、新闻集团和万达的跟跑者转向领跑者、创业做移动电影院的CEO,当原有四十年的从业经历连同那些高光时刻一同过去后,此时的高群耀十分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在条新的赛道上继续坚定地奔跑下去,而与之并肩前行的,或许还有同样值得期待的、焕然一新的中国电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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